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就是将中华法系的研究当作政治思想的载体，其中有的宣扬三民主义，抵制甚至贬损其他的思想。

他根据《尚书·尧典》《尚书·舜典》中所记载的典章制度，批驳了欧美学者认为汉穆拉比石柱法是世界最古之法典的论断，强调前述二典远远超越于后者。2.中华法系的伟大民国学者尽管对中华法系种种不适应现代社会之处也提出过许多批评，但就总体评价而言，盛赞中华法系的伟大成为思想主流。

第四部分从刑事法上看家族制度。继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法律为国家的法，同时更为民族的法。他说: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而吾国与居一焉，其余诸法系，或发生蚤于我，而久已中绝;或今方盛行，而导源甚近。其变更之途径，或由平和之手段，潜移而默转，即为维新;或需非常之手段，除旧而布新，即为革命。正是因为这些思想基础的存在，使得中华法系垂数千年而不朽，并且给世界法系贡献独特的思想财富。

按:1884 年日本著名学者穗积陈重按照各国法律的传统与相似性将世界法律系统分成印度法族、中国法族、回回法族、英国法族、罗马法族五大法族。对于前者，作者指出两点:①历史的背景，是在刑起于兵、军旅田猎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了君臣父子关系;②地理的背景，为适于农耕之地，形成了中华法系中的农本主义[[35]]。有些标准制定过程中虽然在立项阶段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标准制定，但征求意见的方式太过形式主义，不能产生实效，有走过场的嫌疑。

[23]暗箱操作还容易导致行政权的专横与擅断，甚至腐败。因此，必须促进和督促消费者组织真正发挥消费者代言人的作用，消费者组织必须以多种形式广泛收集消费者的意见，发挥消费者与标准制定机构的桥梁作用，做消费者的传声筒。首先，技术标准包括企业标准，尽管从广义上讲，企业也存在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只能属于私行政。[21]没有经过通告评论程序的非立法性规则可能会遇到法院更严格的审查，制定规则的行政机关为了避免严苛的审查，往往会自己主动适用额外的公众参与程序。

其次，即使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也都不是规范性文件。[25]（四）说明理由说明理由是正当程序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在我国的行政程序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些行政机关的官员内心中以官老爷自居，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起草组应当具有专业性和广泛代表性。该法第5章规定了违反标准化法的法律责任，其中第41条规定了未按规定立项、编号、备案的法律责任。监督措施的形式则主要是限期改正、撤销标准编号、公告废止标准、依《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处理、行政处分。原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8年发布了《采用快速程序制定国家标准的管理规定》。

暗箱操作导致公众无法知晓，更无法有效参与发表意见，影响标准的公正性。 曾祥华，法学博士，江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其实，其技术法规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强制性标准。规范性文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2]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标准化的发展，标准化的空间不断扩大，我们的生产、生活中充满了标准。在有些部门规章中，明确规定技术标准不属于规范性文件，例如《国家旅游局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第3条规定旅游标准及其实施性文件不适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

比如征求意见的时间过短会影响了解并提出意见建议的机会。[19]这些公民参与的形式可以为我们的科技决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3.实行程序分流，区分一般程序、简易程序、正式程序、非正式程序等。第26条规定：制定中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技术要求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很少见到administrative rule或者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的表述，不过，administrative rule-making的表述比较常见。对意见建议的回复并说明理由，是对相对人的尊重，是责任意识的体现，人民公仆岂能对主人的意见置之不理？对意见的回复也有利于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注释:[1] 柳经纬：《论标准替代法律的可能及限度》，《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地174-184页。但是，充分的参与使得各方的利益得到充分的博弈，各方经过讨价还价，充分表达各自的意见，使得标准吸收各方的观点，从而使得各方的利益达到平衡，这样的标准才具备公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后期的执行反而会更加高效。

本文主张，根据技术标准的形式特征和实质效力，用规范性技术文件来概括技术标准比较妥当。前述郑州消费者赵正军提起的诉讼也是针对信息公开提出的，法院也没有对技术标准制定程序本身进行审查。

审查过程中法官与行政机关的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对于奠基于合理分析之上制定的行政规则也会予以尊重。这种评估实际上就是一种广义上的成本效益分析，在制定一项标准之前要预计制定该项标准是否划算。

判决书中直接使用从正当程序原则出发应当通过正当程序解决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基于正当程序原理等用语。[29] M. Elizabeth Magill, Agency Choice of Policymaking Form, 71 U. Chi. L. Rev. 1383, 2004, pp.1411-1412.[30] 刘奂辰、王君：《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与美国食品法规制定程序对比及分析》，《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18年第6期，第655-658页。

如前所述，技术标准尽管实际上发挥法律规范的功能，例如在诉讼中法院会依据标准进行判决，但是，技术标准却不具备法律规范的形式。在标准颁布之后固定的时间内，对标准的社会效益进行后评估。[15] 成协中：《科学理性导向下的行政正当程序》，《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3年第5期，第125-136页。相对于法律来说，规范性文件的修订频率要高得多，但是，它没有固定的期限，因事而论，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或者法律法规规章的修订而修订。

在英美法系，规则通常用rule或者regulation来表述，但是这两个词都是多义词。[26]说明理由是指行政机关在做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时，必须向相对人说明做出该行为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论证过程。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了编写编制说明、相关附件及其具体内容，第18条规定了征集意见的处理因为短，所以文章没有分节。

这样相互为用，才能辅弼成郅治。[[17]] 居正:《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载《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73页[[18]]居正:《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载《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 482 页。

刘陆民也认为，即使要建立新中国法系，也要考虑到我国民族的实际，家族主义也值得研究。我们只能说这个权利思想，也是若干零碎的、片断的，绝没有系统完备的权利思想，谈不上发达，更谈不上比西方过而有之。在西方有宗教法学派、自然法学派、纯理法学派、人性法学派等法学流派，但在我国则是儒墨道法等百家，两者并非一一对应。 (十三)陈顾远:《家族制度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关于中国固有法系回顾之二》 此文载于《中华法学杂志》1937 年新编第1卷第7期。

此文针对陈鹏文而作，故在体系上并不连贯，只是对陈文中三个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112]]而专门著文讴歌三民主义之于中国法系建设的重要性的，是尚爱荷的《新中国法系的重建与三民主义》[[113]]一文，文章说:三民主义为国父毕生从事救国救种运动及集中外学说之大成，顺应世界潮流所得的结晶。

[[87]]既而作者开始分析我国天道一词所蕴含的自然法特色。不过严格地说来，他的思想并不是纯粹神权的，只能说是有神权思想的意味而已，因为他一面在'以天作则，归根还是以人民为基础，与泰西僧侣之一味尊崇天父抹杀人民的观念，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56]] 蒋澧泉:中华法系立法之演进，载《中华法学杂志》1935年第6卷第7号。第三部分中华法系法典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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